在《杂交进化论（一）》中我说过：地球物种是跳跃式进化的。

每一个新物种的出现，尽管我们能够找到似是而非的父系物种，但是我们并不能发现父系物种和新物种之间存在着渐进的连续的进化过程。

比方说人类。

达尔文说人类是由猴子进化成猿，进而又进化成人类的。

但是在猴子和猿之间并没有发现进化的中间物种。虽然我们可以从年代的先后和形态上的相似性上来推断猴子和猿类可能存在着某种代生关系，但是如果说猿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却不能发现从猴子到猿逐渐进化的痕迹，也就是说猿似乎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新物种。

种种迹象表明，从猴子进化到猿，这是一个跳跃式的进化，而并没有一个漫长的缓慢的进化时间。

同样的，从猿进化到人类，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着漫长的进化过程。

不需要太多的推理，单从毛发上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否定从猿到人类存在着逐渐进化的可能。

因为猿类浑身是毛发，人类毛发极少，而考古学家乞今并没有发现人类毛发逐渐减少的中间证据，种种迹象也表明人类像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完全区别于猿类的新物种，虽然猿和人类可能存在着代生关系，人类可能是猿的后代，但是人类绝非是由猿类逐渐进化来的。

那么地球物种为什么是跳跃式进化的？

我的推断是，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是其不同的父系物种间的杂交而生育的新物种。

基于这一猜测，我提出了《杂交进化论》。

可能有很多人会以生殖隔离现象来反驳我，为此我在《杂交进化论》的基础上又提出《地球物种纯化论》：

杂交是地球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

地球上的任一新生物种自身并不具备进化的能力。

物种的进化必定是要通过不同物种间的杂交来实现。（同一物种，不同区域或大时间跨度也可同视为杂交。但是同一物种在大跨度的空间和时间上的杂交可以改良物种，但是并不能产生新的物种。比方说杂交水稻。）

但是杂交进化的结果不是物种越来越来越丰富多样，而是在物种种类达到一定程度后，地球物种间会出现生殖隔离，不同物种杂交并不能再生育后代，于是地球物种趋于稳定，地球也就定现了物种的纯化。

所以说，生殖隔离是地球生物进化的终结者。

生殖隔离是地球生命进化的一个自然法则，并遵循以下规则：

不同的父系物种杂交可以生育新的子系物种。子系物种和父系物种杂交可以生育新的旁系物种。旁系物种和子系物种杂交可以生育新的物种，但是父系物种和旁系物种会存在生殖隔离，不能生育新的物种。

简单的来说，就是存在代生关系的不同物种杂交可以生育新的物种，存在叠代生关系的不同物种杂交不能生育新的物种。

《杂交进化论》很好的解释了寒武纪时期的物种大爆炸。因为在寒武纪时期地球物种种类已经比较的多，且物种间普遍是代生关系，同时在那时候，不同物种间的杂交行为也是普遍现象，造成的后果便是地球物种的多样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物种间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叠代生关系，于是生殖隔离成了自然法则，这时地球生物进化历程基本结束，地球进入了物种纯化阶段。

我们现在的地球已经是物种纯化了的地球，也就是说地球已经完成了物种进化的过程，在现在的地球上，我们根本不会也根本不必担心会有比人类更聪明的物种出现。

但是对外星球我们却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害怕外星人。。。

但实际上，我们虽然可以确定在物种纯化了的地球上不会出现危害人类安全的新物种，但也并不绝对。

比方病毒。

在地球上，病毒间的杂交进化并末停止。。。。

怎样看待达尔文的进化论？

进化论最早在战国时期（约前450年—约前375年）时代列子提出，列子为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在《说符》中说，“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

进化论（英文：theory of evolution），并非什么演化都是进化，进化论，是以史为鉴，要找出生命生存规律和发展方向的系统性的科学理论，是对物种起源和发展的一种科学证明。

古希腊时期曾经出现一些零星的演化思想，包括现在“演化论”者的演化无方向存在即合理，都不是系统性的科学理论。21世纪进化学绝大部分以“分子钟为基础、蛋白质PAM矩阵和BLOSUM的氨基酸矩阵为证据”的分子系统发生学和进化动力学为基础，由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导。以埃尔温·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为主体方向，近中性突变为框架 ，已成为当代生物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解释了染色体平衡易位等基因变化。

进化论除了作为生物学的重要分支得到重视和发展外，其思想和原理在其它学术领域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形成许多新兴交叉学科，如演化金融学、演化证券学、演化经济学等。

2017年6月，土耳其教育部门宣布，停止高中阶段教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另外一些国家即使讲进化论，也是把证据与反证据一起讲，还保留质疑环节。

早期理论

列子（约前450年—约前375年）为中国古代（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在《说符》中说，“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囋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有人解释为物种间的关系也绝不是所谓上天（神）目的性设计的结果，包括人在内的生物界只不过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人也非比其它动物更为高贵生灵。但此解释也有争议，因为列子学说属于中国道家思想范畴，而道家和后来的中国道教并不完全否定“神创说”。

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世纪）认为生命最初由海中软泥产生。原始的水生生物经过蜕变（类似昆虫幼虫的蜕皮）而变为陆地生物。他推测，人最初是由另外一种动物产生的，其理由是别的动物都很快就给自己寻找食物，而只有人却需要很长一段哺乳时期，如果人在起初就是像现在这种样子，那他是不能存留下来的。他认为人就是从鱼产生的，这可能是古人从观察人的胚胎和幼鱼有某种相似而得出的结论。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动物志》中说，“自然界由无生物进展到动物是一个积微渐进的过程，因而由于其连续性，我们难以觉察这些事物间的界限及中间物隶属于哪一边。在无生物之后首先是植物类……从这类事物变为动物的过程是连续的……”，在《论植物》中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完整而连续的整体，它一刻也不停顿地创造出动物、植物和一切其他的种类”。他认为生命的演化应该是这样的途径：非生命→植物→动物（这被后人称之为“伟大的存在之链”），这也大致符合基于现代科学的认知。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微小变异的连续累积似乎也与亚里士多德的积微渐进的生命演化观如出一辙。

宗教学特创论

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圣经把世界万物描写成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这就是神创论（创造论）。神创论表示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彰显造物主的荣耀。

智慧设计论

智慧设计论又称作目的论，它是一种神学论，由于智慧设计论一般来说是没有神的。智慧设计论是说世界必然是由一个超自然的东西来创造并设计了（这些实体和）某些规则，造成了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特征主要可归纳为不可化约的复杂性 、特定复杂性，以及宇宙万物有序、符合规律。在细胞膜是脂融性弱酸被证明后几经被否定，在基因生物学建立的PAM矩阵面前彻底被否定。

不变论

从15世纪后半叶的文艺复兴到18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不变论。当时这种观点被牛顿和C.v林奈表达为科学的规律：地球由于所谓第一推动力而运转起来，以后就永远不变地运动下去，生物物种本来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其也被否认了。

活力论

到了18世纪下半叶，I.康德的天体论首先在不变论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随后，转变论的自然观就在自然科学各领域中逐渐形成。这个时期的一些生物学家，往往在两种思想观点中入门徬徨。

例如林奈晚年在其《自然系统》一书中删去了物种不变的词句；法国生物学家G.-L.d e布丰虽然把转变论带进了生物学 ，他一生都在转变论和不变论之间徘徊。J.-B.d e拉马克在1809年出版的《动物哲学》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生物转变论观点，并且始终没有动摇。

18世纪末—19世纪后期，大多数动植物学家都没有认真地研究生物进化，而且偏离了古希腊唯物主义传统，坠入唯心主义。

“活力论”虽然承认生物种可以转变，但是把进化原因归于非物质的内在力量，认为是生物的“内部的力量”即活力驱动着生物的进化，使之越来越复杂完善。活力论缺乏实际的证据，只是一种唯心的臆测。

拉马克主义

拉马克主义，又称用进废退论，在活力论的影响下，最有名的活力论者就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19世纪后期出现的终极目的论或直生论，认为生物进化有一个既定的路线和方向而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后人把拉马克对生物进化的看法称为拉马克学说或拉马克主义，其主要观点是：

（1）物种是可变的，物种是由变异的个体组成的群体。

（2）在自然界的生物中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的一系列等级（阶梯），生物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意志力量”驱动着生物由低的等级向较高的等级发展变化。

（3）生物对环境有巨大的适应能力；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生物的变化，生物会由此改进其适应；环境的多样化是生物多化的根本原因。

（4）环境的改变会引起动物习性的改变，习性的改变会使某些器官经常使用而得到发展，另一些器官不使用而退化；在环境影响下所发生的定向变异，即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如果环境朝一定的方向改变，由于器官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微小的变异逐渐积累，终于使生物发生了进化。

拉马克学说中的内在意志带有唯心论色彩；后天获得性则多属于表型变异，现代遗传学已证明它是不能遗传的——拉马克“用进废退进化论”取材于现实观察，推论于进化遗传，它是“劳动创造人本身”的先声。现代遗传学所取材的观察实验既没有确定宏观进化的发生也不能确定后天获得性状不能遗传（说明词：“可能不会发生”）。进化论和遗传论两者的核心差异是：进化论认为，对生命来说，客观的环境外因和主观的生命内因的选择是互相影响的；遗传论则否定生命存在内因选择，是为避开进化论洪流而构建的另一种命由天定论。

达尔文时期

1858年7月1日C.R.达尔文与A.R.华莱士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关于进化论的论文。后人称他们的自然选择学说为达尔文·华莱士学说。

主要观点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

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当时，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

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生物都有繁殖过盛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如果自然条件的变化是有方向的，则在历史过程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微小的变异就得到积累而成为显著的变异。由此可能导致亚种和新种的形成。

理论缺陷

一般对进化论的批判在于认为其缺乏足够的化石证据解释不同物种之间的“过渡”，事1937年T.杜布尚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提供解决方法。

理论上，若鸟类为爬行动物进化而来，从爬行动物至鸟类必然出现“过渡物种”，爬行动物为冷血动物，鸟类的体温却常维持比一般生物更高的温度，中间的过渡物种如何平衡这样的生理差异，还只能猜测[4]?，借由目前已发现大量的过渡物种化石，及孔夫子鸟和其他发现的化石证据显示不但鸟类和恐龙曾经并存很长一段时间，且有部分恐龙是温血动物，有种解释是鸟类和恐龙的祖先是在更早的时间点就进化出温血机制的蜥蜴(过渡物种)，再借由这种温血蜥蜴进化出部分温血的恐龙而后进化出鸟类。诸如此类的“进化先后”及“过渡物种”的问题有很多，且大部分没有得到解决。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预言中的过渡物种都没有找到完整化石，包括与人类祖先关系密切的南猿和古猿及古类人猿和直立行走的猿人之间的完整过渡化石。

根据模拟，生物进化中由“有机物到单细胞原核生物”和由“简单的多细胞生物到复杂的进行了细胞分化的多细胞生物”两个瓶颈难以被突破。而且，有一篇研究报告《生物没有时间等待》指出，撇开这两大问题不谈。由单细胞生物开始以“基因的有利突变”方式进化至比灵长类低的生命形式需要近120亿年的时间，所以此报告认为进化过程不可能是在地球上全部完成的，这个观点因“现代综合进化论”的遗传应用的根本缺陷而产生，否定获得性状可以遗传的“现代综合进化论”无法解释一致性持续突变及相关的进化速率问题。

由于达尔文的经典进化论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二十世纪的科学家对达尔文进化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加与修改，逐渐形成了现代进化论体系。

孟德尔时期

1865年奥地利植物学家G.J.孟德尔从豌豆的杂交实验中得出了颗粒遗传的正确结论。他证明遗传物质不融合，在繁殖传代的过程中，可以发生分离和重新组合。

20世纪初遗传学建立，T.H.摩尔根等人进而建立了染色体遗传学说，全面揭示了遗传的基本规律。但把遗传学说用在进化论上，会导向种族、血统决定论，所以当时大多数遗传学家，都反对含有进化意义的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摩尔根反对的是达尔文的性选择学说Sexual selection）。

现代理论

20世纪20～30年代首先由R.A.费希尔、S.赖特和J.B.S.霍尔丹等人将生物统计学与孟德尔的颗粒遗传理论相结合，重新解释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形成了群体遗传学。

以后C.C.切特韦里科夫、T.多布然斯基、J.赫胥黎、E.迈尔、F.J.阿亚拉、G.L.斯特宾斯、G.G.辛普森和J.W.瓦伦丁等人又根据染色体遗传学说、群体遗传学、物种的概念以及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许多学科知识，发展了达尔文学说，建立了现代综合进化论。?

现代进化理论认为，进化是生物种群中实现的，而突变、选择、和隔离是生物进化和物种形成过程中的三个基本环节。现代综合进化论彻底否定获得性状的遗传，强调进化的渐进性，认为进化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的现象，并重新肯定了自然选择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继承和发展了达尔文进化学说。

根据新的观察发现，遗传变异来源于DNA损伤，而DNA损伤修复中有一种直接跨过DNA损伤进行合成的特殊的DNA聚合酶被称为跨损伤合成聚合酶，如果修复中DNA遗传信息产生变异，则必然与此酶蛋白遗传信息相关。

遗传与变异是矛与盾的对立面，遗传存在于DNA复制，属于遗传复制经验总结的中心法则不能越界论定变异方面的如DNA损伤中蛋白质信息逆传递问题，“现代综合进化论”对获得性状遗传的“彻底否定”不成立。与环境适应性相关的进化速率的渐进与跃变、进化的群体性等各方面，更符合生物史地质史的是获得性状可以遗传的拉马克进化观。

最近，有学者[6]?对现代各种进化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进化“四因说”，认为基因是遗传的质料，基因组储存了生命形成的原则（形式），个体在初生动因（太阳光能）和次生动因（遗传的、生理的、生态的）的联合驱动下，通过求生（一种次生的目的性），推动着种族的延绵与分化。进化是以无数个体生命为载体的一种生命运动，它也是一种物质运动形式，虽然比物体的物理学运动要复杂的多。生命存在的实体—个体是质料、形式、动因和目的的统一，其自身是多种生命层次运动的复合，也是诸多类型运动的复合，这些进一步形成了种族的生命运动—演化或进化。

进化原因的四要素讲内容是什么？

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看，认为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根据已发现的古猿和古人类化石材料，最早的人类可能在距今300万年或400万年之前出现。

人类起源过程分为三大阶段，古猿阶段，能制造工具的人的阶段，后阶段包括猿人和智人两大时期；它们又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阐明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1871年，他又出版《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列举许多证据说明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但他没有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F.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1876年他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指出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劳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劳动。文章论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为寻找食物下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用两脚直立行走，前肢则解放出来，并能使用石块或木棒等工具，最后终于发展到用手制造工具。与此同时，在体质上，包括大脑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而把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测定年代方法的不断改进，人们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尽管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已经可以大致勾划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

生物进化论简介：

宇宙中最原始的存在，并不是具有精神的事物、灵或神，而是具有生能的物质。这生能以进化方式，演进成生元，即细胞；这细胞便是万物中一切生命的开始。在西方思想史上，力持进化论观点的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经过多年的探索，达尔文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进化思想：生物界本来就存在着个体差异，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物种所保留的有利性状在世代传递过程中逐渐变异，经过性状分异和中间类型消失便形成新种。达尔文主张，生物界物种的进化及变异，系以天择的进化为其基本假设：此外，并以性别选择和生禀特质的遗传思想来作辅助。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和宗教界，强烈地冲击了《圣经》的创世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对宗教“神造论”和林奈与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发起一场革命，震动当世。由于进化论违反《圣经》里的创世论，所以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宗教争论的焦点。

人类起源地：

1、非洲：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

2、欧洲：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源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3、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微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

4、东非地区：

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

“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人类的起源学说理论：

1、达尔文理论：

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

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

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

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

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

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

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

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

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60年代，陕西蓝田公王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蓝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

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

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

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2、非洲起源论：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

达尔文的简介：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曾经乘坐贝格尔号舰作了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对动植物和地质结构等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以及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对人类有杰出的贡献。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医生，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

1825年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农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 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

对于婚姻大事，达尔文也有着科学家的谨慎。他拿了一张纸，中间划条线，线的一边写结婚的好处，另一边写单身的好处。达尔文感叹不结婚太孤单，然后连写三个“结婚”-证明完毕，必须结婚。达尔文显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喜欢和女人闲聊，他就是要找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家的三位女儿，个个博学聪明，能跟他辩论哲学和科学，更能容纳他的。他找上了从小认识的表姐爱玛·韦奇伍德。爱玛比达尔文大一岁，她的父亲是达尔文母亲的弟弟。爱玛一口答应达尔文的求婚——这个爱听女人唠叨的男人，女孩子似乎都当他理想丈夫材料。虽然爱玛担心死后会和丈夫永远分手，她将上天堂，不拜上帝的丈夫则不知去何方，她也只是要求达尔文对信仰保持开放心态。两个半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女儿安妮的去世未能摧毁达尔文的婚姻。在爱玛的时代，女儿安妮的病故很容易被认作是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比如说，嫁了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爱玛从未如此认为。两人都深爱安妮。眼见安妮停止呼吸，达尔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对爱玛说：我们更要互相珍重。爱玛答道：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每到周日，他陪着爱玛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带孩子进去做礼拜，达尔文却孤身在镇中散步。

爱玛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的观点（而不是上帝创造），或许她都未必感兴趣。但也正因为如此，爱玛可以代表当时的未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对《物种起源》手稿作出第一反应。爱玛仔细阅读了手稿，改正拼写，改正标点，并建议达尔文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温和一些，论据更清楚一些。如果当初不结婚的那一栏里理由再多一些，如果达尔文保持单身，继续生活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间，如果不是和爱玛结婚，他很可能写出一本较为激烈的书。由于爱玛的参与，对书中观点的争论，多少能摆脱感情的羁绊，而集中于事实和逻辑。

《物种起源》初版于1859年。十二年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不管人猿同源如何有争议，《人类的由来》一书，显然对达尔文夫妻的感情毫无影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们存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以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会爱你有如我爱你的母亲。

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说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或许，是为了安慰爱玛的天堂不得相见的悲伤？没有这回事。在爱玛的日记里，未曾发现此类记录。达尔文至死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科学家。

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他在随“小猎犬号”环球旅行时，随身带了几只鸟，为了喂养这些鸟，又在船舱中种了一种叫草芦的草。船舱很暗，只有窗户透射进阳光，达尔文注意到，草的幼苗向窗户的方向弯曲、生长。但后来几十年间，达尔文忙着创建进化论，直到其晚年，才着手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向光性的问题，在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运动力》一书中总结了这些实验结果。达尔文是用草的种子做这些实验的。草的种子发芽时，胚芽外面套着一层胚芽鞘，胚芽鞘首先破土而出，保护胚芽在出土时不受损伤。达尔文发现胚芽鞘是向光性的关键。如果把种子种在黑暗中，它们的胚芽鞘将垂直向上生长。如果让阳光从一侧照射秧苗，胚芽鞘则向阳光的方向弯曲。如果把胚芽鞘尖端切掉，或用不透明的东西盖住，虽然光还能照射胚芽鞘，胚芽鞘也不再向光弯曲。如果是用透明的东西遮盖胚芽鞘，则胚芽鞘向光弯曲，而且，即使用不透光的黑色沙土掩埋胚芽鞘而只留出尖端，被掩埋的胚芽鞘仍然向光弯曲。达尔文推测，在胚芽鞘的尖端分泌一种信号物质，向下输送到会弯曲的部分，是这种信号物质导致了胚芽鞘向光弯曲。

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然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

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至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R.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进化的证据都有哪些？

（1）选择

如果某些亲体的子代比其他亲体的子代有较高的存活率，则其所代表的基因在下一代中会有较高的频率。这种基因频率的改变，就是进化。这样就发生了有区别的繁殖。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这种差别，叫“自然选择”，由人为原因引起的叫“人工选择”。达尔文在19世纪提出了“最适者生存”的概念。根据现在的理解，最适者并不一定是最强者或最优者，而只是能使其基因在下一代里占有较高的频率。

实际上最常见的基因库的改变，只是使下一代机体稍稍有利，每一代的变化通常都是极小的，即使像人脑那样在进化中有很大变化的结构，每一代的改变也是极小的。可是如果在长时期内向着同一方向发展，就会产生巨大的结果。所以选择是很重要的进化原因。

选择的基础在于变异(Variation)。一个群体内的所有个体没有两个会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互相有差别的。基因的不同组合出现新的性状。人类大约有700万个基因，不同组合的数量之大几乎可以说是无穷的，还要加上不同环境的作用。

机体外表的性状，即表型(Phenotype)，是基因型(Geno-ype)加上环境作用的结果。所以选择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基因库，而是通过改变基因频率而改变基因库。

（2）突变

突变是遗传物质直接发生变化，可以是物理的或化学的变化。放射性化学物质或极端的温度都可导致突变。这些改变因素来自正常的环境，突变可以遗传。突变是偶然的不能预见的，而且经常是有害的，但也有些突变无碍于机体的生存，极少数还是有益的。

突变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增加基因库里新的遗传物质，其速度极慢。在人类中，每一个体在一代里的突变，最多大约有五个，而且绝大多数在以后各代中又消失了，有害的突变受选择作用更要被淘汰。只有极小部分的突变加入基因库，并且经常是作为中性基因而不是作为特别有利的基因而存在。

（3）迁徙

一些新的个体进入一个群体或部分个体离开一个群体，这样就增加或减少了群体的遗传物质，这是迁徙的进化作用。迁徙常与选择结合发生作用。

选择与迁徙在两个方面结合发生作用。一方面是由于新的个体进入一个小的群体，其遗传改变要受制于选择作用。有利的基因常能保持到后代中去，不利的基因则被淘汰。可是如果迁入的个体的数量很大，则不一定只是有利的基因才能保留下来，只要不是很有害的或是中性的新的遗传物质，也能为群体所保留。另一方面是一些个体离开一个群体，这些个体可能更适应于某种环境，如较暖或较冷的气候。这样，迁徙的个体的一些性状会被选择而遗传下去。

过去，一般都认为新种的形成是某些性状逐渐进化改变累积的结果，这种理论叫做系统渐变论(Phyleticgradualism)。近来有一种理论叫做间断均衡论(Punctuatedequilibria)，认为新种的形成不是由于种的逐渐进化改变的结果，绝大多数物种在长时期内是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变化极小，不能累积成为新种。在种的变异范围的极端部分有些个体对当地的环境不很适应。这种边缘的小群体偶尔在相对隔离的情况下，由于选择作用的加强，结果形成了一个新的、能更好地适应的物种。这个新种可能扩散开来，很快地在旧种的整个范围内代替了旧种，然后保持在相对均衡的状态下，直到发生另一个这种过程。这两种理论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人类的迁徙则不仅带来体质形态上的改变，而且还带来新的技术，发生文化上的改变。

人类最早只生活在非洲或亚洲南部，而在更新世时遍布全世界，却仍然是一个物种。因而必须持续有足够的基因交流，防止因生殖隔离而形成不同的物种。

（4）漂变

漂变是一种偶然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于选择、突变或迁徙而产生的。一个群体中一部分个体的基因库并不总是等同于这个群体本身的基因库。例如现有一个人群是由一百人组成的，其平均身高是1.6米，如果抽取这个群体中的三人作为样品，则其平均身高不会恰恰是1.6米；如果抽取十人，其平均身高可能较接近于1.6米；如果抽取五十人，则其为1.6米的可能性极大。

漂变是一种小样品的现象。这个小样品可以是从一个较大的群体迁徙而来(空间上的)，也可以是群体的第二代的小部分(时间上的)。漂变的结果是改变基因的频率，是一种遗传差别。漂变的影响是使基因频率变动，可使频率低的基因消失。这是使大多数中性突变丧失的途径，虽然极少数也可能由同样的过程而广泛分布。其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可能由于隔离而形成新种。因此，可以这样说，生物进化的基础，也就是内因，是生物体内遗传和变异的对立统一，而决定生物进化方向的力量，也就是外因，是外界环境条件对生物体的选择。

遗传和变异是生物繁殖后代和物种演变过程中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对立，各不相同。因为遗传作用是努力保持物种的各个方面不要改变，以使这个物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所以这种力量是稳定的、保守的。而变异恰恰相反，是新个体出现了与原来个体不同的变化，反应了物种的不稳定性、可变性，因而这种力量是破坏性的或者革命性的。不过遗传和变异又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不可分割。任何生物个体都与上一代大体相同，这是遗传的作用。但任何新个体也不可能与上一代完全相同，这就是变异的作用。所以遗传中总有变异，甚至可以说，遗传是积累了历代变异的结果而形成的；而变异中总有遗传，如果不遗传，这个变异也就失去了作用和意义，不复存在了。

生物进化论的证据首先是化石。科学家通过对化石生物与后来的生物进行对比，找出其进化的证据。另一个证据是通过对不同动物相应器官的对比，如人的手和鸟类的翅膀，虽然表面不一样，但结构和起源却相同，来说明人和鸟类在远古时代有共同的祖先。此外，还可以通过对不同生物的胚胎进行研究，找出它们在发育学上的共同祖先和依据。